|
| 风雨期货之回顾与反思（5）：中航油事件 |
|
|
|
|
|
作者：智富网 文章来源：不详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08-8-11 10:25:31  |
|
|
中航油事件始末
2003年下半年：公司开始交易石油期权(option)，最初涉及200万桶石油，中航油在交易中获利。
2004年一季度：油价攀升导致公司潜亏580万美元，公司决定延期交割合同，期望油价能回跌；交易量也随之增加。
2004年二季度：随着油价持续升高，公司的账面亏损额增加到3000万美元左右。公司因而决定再延后到2005年和2006年才交割；交易量再次增加。
2004年10月：油价再创新高，公司此时的交易盘口达5200万桶石油；账面亏损再度大增。
10月10日：面对严重资金周转问题的中航油，首次向母公司呈报交易和账面亏损。为了补加交易商追加的保证金，公司已耗尽近2600万美元的营运资本、1.2亿美元银团贷款和6800万元应收账款资金。账面亏损高达1.8亿美元，另外已支付8000万美元的额外保证金。
10月20日：母公司提前配售15%的股票，将所得的1.08亿美元资金贷款给中航油。
10月26日和28日：公司因无法补加一些合同的保证金而遭逼仓，蒙受1.32亿美元实际亏损。
11月8日到25日：公司的衍生商品合同继续遭逼仓，截至25日的实际亏损达3.81亿美元。
12月1日，在亏损5.5亿美元后，中航油宣布向法庭申请破产保护令。
反思一 管理层应加快衍生工具市场的培育？
现代市场的衍生市场工具，就像现代战争中的各种高科技武器，你没有，也不懂，也不用，一旦打起来就会吃败仗。搞市场经济不懂市场，你会在不经意中给竞争对手大把大把的送钱。不是吗？例如，近年来的大豆、棉花、铜、原油……在价格低位时我们不利用期货市场订货，反而在天价时大量采购，结果是产品价值因价格下跌而大幅缩水，损失惨重。
“中航油事件”发生后，管理层该不该与时俱进，加快衍生工具市场的培育？该不该教育自己的人民、企业家和管理者，让他们明白衍生市场工具是全球市场化不可缺少的市场竞争工具？该不该让政府、企业和个人投资者明白可能带来的风险和怎样面对风险？
在期货市场十余年实践中，笔者看到中国管理层过于强调市场运作过程中局部事件的得失，而没有注重市场功能的发挥将给国家带来的巨大经济利益。例如，5000亿美元外汇储备，假定完全持有美元，当美元贬值20%时，外汇的实际价值将缩水1000亿美元，损失惨重；如果持有2500亿美元，持有2500亿欧元，外汇资产的实际价值将不缩水，避免了汇率风险。利用衍生市场工具对外汇储备的保值管理只是一个缩影。如果整个国家经济在市场竞争中，能够普遍利用和发挥衍生市场的功能和作用，对国家的兴旺发达将做出不可估量的贡献。
在某种意义上，市场经济就是价格经济，市场经济中的市场价格研究是理论和实践统一的科学，没有雄厚的理论基础、没有长期的市场实践和阅历是成不了市场大师的，没有大师级的市场人才辅佐，企业家就很难在市场中不出错。
有关部门和行业领导应从国家利益的高度去发展市场，并在市场实践中考察、培养和发现自己的专家级人才，建立国家级市场研究专家队伍，为国家、企业提供有价值的价格信息和资产管理策略。
有网友说，“中航油事件都是衍生工具惹的祸”。笔者最担心的就是以这种“因噎废食”的观点来反思“中航油事件”。“中航油事件”恰恰说明，中国衍生工具市场的发展和人才培养刻不容缓。 (作者 覃必城)
反思二 有一种战略选择让人不寒而栗
回顾国有大型企业的改革发展历程，可谓“无奈之举，创造先河”。他们曾经历林林总总的困难与障碍，又将面对奇奇怪怪的变数，企业的未来，关键点可能在于由“无奈”变为“有序”，即企业能驾驭自身的发展节奏，而不是沦落为“发展”的奴役。
作为企业，“自由王国”可能是永远遥不可及的梦想！但是驾驭自身的发展节奏，其实际意义可能远远大于哲学意义！翻翻一些企业战略规划，敏感的人可能会不寒而栗：大篇幅的竞争战略，轻描淡写的风险战略(甚至没有风险战略)，就像给一辆汽车装配了大功率的发动机，却没安装配套的刹车系统。在险恶的竞争环境的推动下，缺失风险战略的企业究竟还能走多远？在这种意义上，风险战略可能是企业由“必然”向“自由”贴近的重要工具。
助长企业风险的重要因素，其一可能来源于企业领导人。“知止”，对于人是一种美德，对于企业则意味着稳健。在我们看来，企业很难依赖个别人的“知止”能力而“知止”，它需要依靠规范的制度而“知止”。曾经有人评论说，ＧＥ与中国很多大型企业的显著区别，可能在于其规范性，即做事有依据，缺乏依据的事就要“止”。我们大多数人，都不是“先觉悟，后加盟”一个企业的，总是带有这样或那样的利益动因。特别是个别人的动因，一旦成为驱动企业的核心动因，并超出企业能量的极限，企业可能走向灭亡。只有知道如何停止的人，才知道如何加快速度。
助长企业风险的第二个因素，可能来源于经理人队伍。费孝通先生的《乡土中国》，打中我们的要害。这里的“土”，不只是土气，主要是“土围子”情结。在企业，表现为经理人偏离组织的价值导向，众志不能成城，各有各的算盘。企业决策或政策受各种“势力”的影响，价值观变换不定。不能对企业使命产生“心灵”的认可，企业的经理人再多，可能也只是一群乌合之众。教父常说“有信仰的人是幸福的”，引申之，经理人队伍形成共同价值观的企业，是幸运的。
中国企业需要有实业视野、有资本运营能力、有战略视角的企业家，同时需要具备创新能力与执行能力的经理人队伍。而这些，都不可能拿企业的命运赌得。(作者 马正阳)
反思三 高级交易者的市场行为
我们在得知美国的石油投机商皮肯斯几周之内就赚走30亿美元的同时，又听说中国商人陈久霖所领导的中航油在石油投机交易中损失5.5亿美元。在这个时候，有许多人咒骂皮肯斯，也有人为陈久霖惋惜，因为陈久霖这位刚刚当选亚洲45岁以下年龄的新商业领袖，就这样被石油期货给废黜了，令人扼腕。咒骂也好，惋惜也罢。盈亏已经发生了，这就是我们看到的现实。我们必须正视一个问题，中国人在期货、期权这样一类的交易中还不是美国大投机商们的对手。亚洲国家还没有这样的高手，甚至连财大气粗的日本也不是。
历史学家布罗代尔指出：“有两种类型的交换，一种是普通的、竞争性的、几乎是透明的；另一种是高级的、复杂周密的、具有支配性的。两类活动的机理不同，约束的因素也不同，资本主义的领域所包含的不是第一类活动，而是第二类活动。我并不否定可能有一种既狡滑又残酷的明火执仗的乡村资本主义。通常，人们对于资本主义与市场经济不加区别，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二者从中世纪至今总是同步发展的，是因为人们经常将资本主义说成是经济进步的驱动力和经济进步的充分的展现。其实一切都驮在物质生活的巨大脊背上。物质生活充盈了，一切也就前进了，市场经济也就藉此迅速地充盈起来，扩展其关系网。资本主义一贯是这种扩充的受益者。”
我把从事第二类交易活动的人称为“高级交易者”，在这群高级交易者中间，又存在着极少数高手，他们是高级交易者中的领袖，是高端中的高端。
布罗代尔还告诉我们：“资本家都是君王的朋友，是国家的同盟者或者是不择手段利用国家的人。他们很早地、一贯地超越‘本国’的界限，和外国商人串通一气。他们千方百计为自己的私利搞鬼，通过操纵信贷，也通过在好钱和坏钱之间进行偷梁换柱的取巧把戏。金币银币值钱，是好钱，用于大宗交易，流向资本；铜币不值钱，是坏钱，用于发工资和日常支付，流向劳动。”
布罗代尔除了精心研究过资本主义的交易历史，想必也潜心研究过20世纪七十年代以来国际金融领域里的投机活动。所以，他才敢大胆地下结论：“这些人有着信息、智力和文化优势。他们攫取周围一切可取之物——土地、房产、定期租金……他们依仗着垄断或者必要的权势，十居其九能够击败竞争对手。由于资本雄厚，资本家才得以维持其特权并包揽了当时的国际大生意。”
在皮肯斯与陈久霖的对垒中(准确地讲，一开始并不是这样，只是因为陈久霖选择了放空油价之后，陈久霖才成为皮肯斯的对手，如果陈久霖选择在低位做多，就得另当别论)，皮肯斯是久经沙场，曾经在石油市场摸爬滚打六十余年，栽过跟头，交过学费，好几次甚至接近破产，经验教训多的是；而陈久霖，在国际石油市场只是初出茅庐，满打满算就六七年时间，对于止损这样基本的交易原则都还没有掌握，就杀入期货交易这个鳄鱼池。还有，皮肯斯在石油期货市场曾经栽过大跟头，这一轮选择操纵石油价格，那是有备而来。特别是，皮肯斯是“君王”小布什的密友。真可谓“天时地利人和”全部占尽。而陈久霖则没有任何优势可言，与皮肯斯相比，陈久霖在石油期货市场完全是误打误撞，希望碰运气赚大钱，所以，陈久霖在这个鳄鱼池被皮肯斯们生吞活剥是迟早的事情。
从石油期货事件中，必须吸取的教训。
在新的千年，国际资本会以更快的速度、更加野蛮的方式攻击他们认为最脆弱的货币，搅动最具有成长性的行业，推动一轮又一轮的汇市、股市和期市行情。
过去，一流的经济学家把注意力放在生产过程和生产关系的研究方面。现在，人们把注意力放在宏观经济、经济杠杆(如利率、汇率、税率)和市场效率方面。
现在的资本，除了生产资本之外，还有一部分纯粹为了交易而存在的自由资本，而且，这部分资本规模越来越庞大，力量越来越强。交易资本与生产资本遵循不同的规律。如果说生产资本主要是希望通过提高企业经营效率来收回投资的话；那么，交易资本则是利用市场的流动性、波动性来盈利。后者具有高度的流动性和投机性。生产资本和交易资本已经跨越国界，可以相对自由地流动，从一个市场到另外一个市场，从一家公司到另外一家公司，从一只股票到另外一只股票，其流动性和灵活性非常强。
操纵是最好的价格垄断手段。操纵市场需要三个条件：一曰人才，二曰资金，三曰政策。如果这三项条件都能够得到满足，操纵马上就可以实施。
关于人才问题，这一点不用多说，大的基金的策划者及其合作者就是最好的人才，他们具备丰富的专业知识，更重要是他们就是身经百战的市场专家。
关于资本集中问题，早在20世纪初，许多经济学家就注意到生产资本的集中问题。甚至连一些自然科学家也关注这个问题，如爱因斯坦，在1936年，爱因斯坦就注意到了一个现象：“生产的集中导致了生产资本集中在这个国家(指美国)中的相当少的一部分公民手中。”然而，交易资本的集中更加明显。一个大的基金往往控制着几十亿、上百亿美元的资金，如著名的量子基金，就控制着接近300亿美元资金。以他们的资金实力，可以操纵迄今为止任何单个商品的价格。
关于政府支持问题。这一点往往被分析家和市场参与者忽视。其实，以为美国是干干净净的自由市场资本主义，那是过于幼稚的想法。美国是地地道道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加权贵资本主义的范本。金融资本家皮肯斯是君王小布什的朋友，二者联手，不择手段。一个攫取巨额财富，一个从运用权力中得到巨大的政治回报。也是一种回扣经济。在美国，谁也无法阻止这种明目张胆的肮脏的权钱交易。皮肯斯对油价的操纵明摆着得到了小布什的默许和支持，在2000年和2004年的大选中，皮肯斯也支持了小布什。在符号经济时代，资本的自由度非常大。当他们与政府勾结在一起，或者得到默许的时候，他们就敢于肆无忌惮地操纵市场，通过操纵，他们可以把价格抬到人们无法想象的高度。
正如陈久霖事后反思时说的那样“没想到油价达到55美元！”高端投机者的年回报率可以达到10倍甚至更高。这当然是市场便利带来的好处。而对于不理解其中奥妙的投资者，当然无法利用这种市场便利。这也是陈久霖没有想到的。
最大的单边持仓者得到了最有权势的人支持，就意味着石油市场已经成为他的自动提款机。在最大的单边持仓者和最有权势者的联手操纵之下，国际石油价格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让持空仓者斩仓之后才回头向下。
皮肯斯在国际石油期货市场上就是一个操纵者，一个得到“君王”保护和支持的操纵者，一切都在皮肯斯的掌握之中。陈久霖只是一个处于权力和核心信息边沿的赌徒，当然不是皮肯斯的对手。所幸的是，陈久霖还只付出了5.5亿美元的代价，在皮肯斯所赚的30亿美元的暴利中，还有别的投机者的无私奉献。(作者：郑友林)
反思四 制度约束下的“短板”效应
中国航油(新加坡)股份有限公司(下称中航油)因参与石油期货交易巨亏5.5亿美元的事情发生后，爆炸性新闻迅速传遍中华大地，成为各财经报刊的头版头条，也触发了社会民众对国有资产管理及风险控制的深刻反思，“中航油事件”堪称中国的“巴林事件”。
若中航油因经营不善亏损45亿，可能不会引发公众如此广泛的关注，市场焦点集中在中航油参与期货投机造成巨损，这对国人的心理冲击特别大。期货，我们不得不说的话题……。
作为中国期货人，1997年“株冶事件”历历在目，中国企业第一次跨出国门参与国际期市套保，但留给我们的是亏损14亿元的深刻教训，并导致中国期货市场的发展停滞，甚至引发中国是否需要期货的市场争论。时隔7年，“中航油事件”再现旧日噩梦，回想过去1年来全球商品牛市期间中国企业在国际期货市场的屡屡受挫……，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受伤的总是中国？“中航油事件”的出现是“偶然”抑或“必然”？
“偶然”抑或“必然”？
从国内媒体报道来看，绝大多数人认为“中航油事件”只是个别案例，是国际资本逼仓中国的结果，我们也确实发现“中航油事件”有很多蹊跷，头寸处置与国际油价剧烈变化在时间与价格上有着太多巧合；还有人认为“中航油事件”的出现主要原因是风险监管制度不足，未能约束陈久霖本人的性格，也属偶然；另外有人认为中航油应认真做现货贸易，不应该做期货，国家管理出现差错……。
而我们认为“中航油事件”的出现是必然的。
如果将中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看作一桶水，其实际水平的高低仅取决于组成木桶的众多木板中最短的一块，这也就是我们习惯称呼的“短板效应”。在业务管理、人力资源管理等很多方面，中航油总体表现不错，但恰恰在风险管理方面存在致命“短板”，企业因此饮恨狮城。我们在广泛分析近年中国企业参与国际竞争的状况后，惊讶地发现类似中航油风险管理不足的问题普遍存在于中国企业内部，也就是说风险制度“短板”普遍存在于中国企业。
类似中航油的中国企业跨出国门，迫于国际竞争压力参与国际期市套保，但自身条件又不完全具备，尤其是相关人员风险意识淡薄，风险“短板”导致风险事件发生的概率非常大。如果以上我们的判断在逻辑上是正确的，那么“中航油事件”的出现就是必然。
参与期货保值是国际竞争的必须选择
首先，我们需要了解为什么中航油要参与国际期货交易，这需要从期货市场的起源与发展历程来说。
期货市场是市场化经济发展高级阶段的必然产物，是社会风险平衡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对期货市场的需求不以人的意识为转移。随着中国经济市场化进程的加快，国内企业开始大量参与期货市场的套期保值，以规避市场风险，中国经济的市场化基本伴随着中国期货市场的成长。
2001年中国正式加入WTO，进出口贸易激增，中国全面融入世界，我们直面国际竞争时，漠然间发现国际竞争的激烈程度与复杂程度远远超过国内市场，企业除了生产、销售之外，还要考虑国际汇兑损益、地域风俗文化等诸多问题。如2002—2004年美元汇率大幅贬值，欧元区大型出口企业深受其害，德国大众集团仅汇兑损失就达到数亿欧元。欧元上升导致出口成本大幅上扬，业务拓展全面萎缩，大众公司被迫进行战略调整。鉴于系统性风险巨大，企业参与国际竞争就必须运用期货市场规避风险，使企业能更加集中精力于生产与销售。西方经济发达国家的企业如此，中国企业当然也不例外。
参与期货保值是国际惯例，不保值则意味着风险完全暴露，在实际竞争中很容易被淘汰，国际市场环境迫使中国企业寻求期货市场。虽然国家限制期货外盘代理，但仍批准了数十家大型国企有限度参与国际期市套保，中航油企业正是其中的一家。所以，中国企业参与期货保值是国际竞争的必然，其主要目的是回避市场风险，我们认为中航油参与期货交易的初衷可能也在于此。
“中航油事件”引发了国内舆论的激烈争论，部分民众将责任归咎于期货市场本身，认为国家应禁止相关企业参与期货交易，国家有关部门在回应媒体采访时也表示将来可能会加强对国内企业参与期货投资的监察，对此我们表示担忧。如上文所述，期货保值是中国企业参与国际竞争的必然选择，“中航油事件”之错并不在期货本身，而是中航油在期货保值过程中抛弃了自己的初衷与原则，大规模地投机期权交易造成巨亏，我们绝不能将投机与期货保值等同看待。中国1万亿美元的进出口规模和急剧动荡的国际市场环境都需要期货保值，痛定思痛，我们需要的是汲取教训，但不能“因噎废食”。
既然中航油参与期货是为回避风险，但为什么最终却演化成过度投机呢？
社会风险意识不足是“中航油事件”出现的根本原因
部分中国企业决定参与国际期市套保，但并不知道该如何去做？跨出国门时才发现自己原来两手空空，既没有相应的投资理念、也没有合适的本土专业咨询机构、更找不到合适的专业人才！长期低风险运营环境下的中国社会风险意识普遍不足，“中航油事件”的过程充分暴露了各环节管理人员风险意识的淡薄，这才是问题出现的根本原因。
1.不完全的竞争环境使企业管理层风险意识淡薄
与中国经济发育程度相比，中国市场的竞争环境也较单纯，企业参与竞争主要体现在行业内部，很少顾虑社会环境变化对企业的影响，更不提国际金融市场变化对中国的冲击。企业向来关注生产经营本身，而把系统风险全交给政府应付。事实上每当出现系统性金融风险时，只要企业集体高呼，国家也总会挺身而出，帮助企业度过难关。如2003—2004年的“电荒”，中国煤、电企业有关电煤定价先后在长沙、福州多次开会协调，结果都无疾而终，奇怪的是企业并不关注价格确定的流程，而是寻求国家发改委的政策支持。中国市场环境使企业对经营风险不很敏感，尤其是国营垄断行业，长期以往，企业逐渐丧失了对系统性风险的防御能力，相关企业管理层也养成淡薄的风险意识。
在缺乏全面风险管理环境下成长的中国企业很难适应新的竞争环境，企业管理层始终缺乏全面的风险管理意识，给企业发展留下隐患。面临巨大的国际竞争压力，企业要全面考虑方方面面的风险管理，而他们的经验却远远不足，即使很认真地去学习，但短期内很难如愿。
“中航油事件”发生之后，很多人认为是因为公司风险控制制度不足。其实，由安永会计师事务所制定的中航油《风险管理手册》，无论是风险控制流程设置，还是风险管理委员会的人员设置，都可称之完备。事实上在期货头寸处理过程中，中航油确实按照风险流程在做，遗憾的是越做越错，但要说风险管理制度不足则就缺乏有效依据。问题的关键是有效的风险管理体系必须由具备高度风险意识的管理人员来执行，而陈久霖本人并不具备这种素质。据《财经》报道，陈久霖本人始终认为自己没有违背风险管理规定，“亏损是指实际亏损，不是账面亏损，我们当时只是账面亏损。”风险意识淡薄如此，我们啼笑皆非。
2.政府过度承揽风险弱化了社会民众的风险意识改革开放20年，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20年。在中国经济市场化发育的过程中，国家处于稳定社会需求，对系统性风险大包大揽，使国内市场长期处于低风险运营状态。如此环境下成长的中国社会民众普遍存在风险意识不足。
国内证券市场，投资者乐于追涨杀跌，整体投资理念不很成熟，市场对资金与政策过分依赖，可谓“放之则生收之则死”，每当股指大幅下挫都会引发社会恐慌，因为国内投资者缺乏风险承担能力，股指只许涨不许跌，国家监管部门疲于应付。社会民众以防范社会动荡为借口，强烈要求政府救市，报刊舆论跟风炒作，事实上政府最终每每被迫出面托市。从表面看来是政府保护了投资者，维护了社会稳定，但实际上政府行为养育了一批缺乏风险意识的投资者，误导了投资理念的形成。
政府承揽社会风险，但风险本身并没有消除，只是转移到政府手中而已，一方面政府苦不堪言，另一方面社会民众越发的缺乏风险意识，是一个恶性循环，社会风险预防体系被严重扭曲。与风险管理制度的条条框框相比，社会风险意识不足的危害性更大，中航油事件就是典型案例，在亏损一再扩大的情形下，最终抉择加码。陈久霖本人在事后也表示只需再融资2.5亿美元就可以度过难关挽回损失，这才是致命之伤。
“中航油事件”之后，国内舆论谴责国际资本的不道德，纷纷猜测政府会否示意中石油、中石化接手“中航油”，与以往一样希望政府再度出面收拾残局。从“中航油”事件的产生、发展、处理、讨论的整个过程来看，无论是企业管理人、风险监管人、社会媒体、社会民众都表露出风险意识的不足，缺乏社会风险教育。
我们并不缺乏风险管理制度，我们最缺乏的恰恰是基本的风险意识，这绝非天生而得，是在不断的社会摸索中磨练出来的，但国内日常环境缺乏此类风险教育来锻炼我们。缺乏风险意识的中国企业一旦走出国门，即使有很完美的规章制度，聘请了很好的投资顾问，但深层的风险意识薄弱问题并未能解决，市场经营潜伏着巨大危机，倘若企业内控制度稍有疏忽，“中航油事件”就很难避免了。
3、加强国内金融风险教育意义重大最令人担忧的是，10年来中国始终坚持人民币与美圆汇率挂钩，使国内企业获得相对稳定的金融环境，有力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发展，但实际上也造成国内企业对汇率、利率的极不敏感。2006年中国将开放资本市场，人民币汇率政策不可避免的遭受巨大冲击，但很显然我们并没有做好相应的准备，一旦汇率管制放开，缺乏金融风险意识的中国企业根本无法适应市场变化，而打开的国门就不会再度关上，对未来我们忧心重重。
期货市场是社会风险管理市场的核心，具有良好的风险预警与风险管理职能，发展中国期货市场非常有利于社会风险平衡体系的建设。但长期以来，政府始终抑制国内期货市场的发展，社会风险管理机制也就无法完善，不利于提高社会民众的风险教育。
2001年中国政府明确指出市场化的中国经济发展方向，稳步推动国内商品期货市场的发展，经历了3年的恢复性发展，目前已有大批企业参与期货套保，作为中国期货人，我们能够切身体会到社会风险意识的增加，对此感到欢欣鼓舞。
缺乏有效的风险管理手段是中国企业的先天不足中国企业参与期货风险管理，但去哪里做？如何做？我们仍然心中无数。长期的政策抑制使国内期货市场发育不完全，中国缺乏国际性的商品定价中心、缺乏金融期货对冲、缺乏专业咨询机构、缺乏专业人才积累，总之我们准备不足，未能对中国期货跨出国门提供足够的支持。那么，中国企业参与国际期货保值就很难找到有效的风险管理手段，这是我们的先天不足。
1、国际商品定价权的缺失从国际期货市场布局来看，全部集中在经济发达国家，这也从侧面印证了期货市场是市场化经济发展高级阶段必然产物的判断。目前，全球主要国际期货交易场所均设在欧美，交易规则倾向于本地区的交易习惯，欧美各国的企业自然占据了明显的竞争优势，这也就是我们统称所说的话语权。
全球经济一体化，中国以“世界工厂”屹立于远东，目前中国已成为全球最大的黑色金属、有色金属、农产品、能源的生产与消费国之一，在全球新增资源消费比例上更是占据着50%以上的份额，“中国因素”成为全球商品价格的风向标。庞大的现货基础能够支撑中国商品期货市场的进一步发展，但现行国家法律明确隔断了国内外期货市场间的联系，限制国际资本参与国内期货交易，国内期货交易所自然就无法建设成国际定价中心。
缺乏我们自己的国际商品定价中心，中国有色金属企业只能在伦敦金属交易所(LME)定价，农产品定价也取决于CBOT市场，商品定价权的丧失加大了国内企业参与期货保值的难度。我们必须按照西方思维与贸易习惯来参与交易，只能被动的适应其他国家的交易规则，实际效果自然受到限制，国内企业在与国际同行的竞争中处于相对劣势。
2、缺失国内专业机构的支持中国企业参与国际期货交易，却得不到国内相关专业期货公司的支持。
国家严格限制外盘代理，中国期货经纪公司只能长期局限在国内市场。中国企业参与国际套期保值只能借助外资投行的渠道，这样商业机密就完全暴露在国际资本的眼皮底下，交易过程中很容易陷入被动，尤其是对掌握垄断经营权的大型国企来说，更可能带来国家安全风险。
“中航油”进行期权交易的渠道，选择包括日本三井银行、法国兴业银行、英国巴克莱银行、新加坡发展银行和澳大利亚麦戈利银行在内的国际知名投行，上述公司既是交易通道，其实也是中航油的交易对手，虽然我们无法证实“金融陷阱”的存在，但中航油以5200万桶的交易对各大投行而言是没有商业秘密的，2004年10月26日中航油砍仓认赔，国际油价应声狂跌，两者之间的时间对应实在太完美。
此外，中国期货行业长期发展低迷，期货经纪公司规模小，从业人员少，人才储备不足，精通国际交易规则的更是寥寥无几。中国企业参与国际期货交易，很难在国内寻找到合适的专业人士，无论是投资策划、还是交易渠道与操作人员，国内期货公司都无法提供足够的支持。中航油参与期权交易的10位交易员，分别来自澳大利亚、日本、韩国等，理论上中国企业的核心机密应由本土人士掌握，聘用外籍专家对中航油而言是不得已而为之。
缺乏国内专业化期货公司的支持，缺乏中国本土期货人才的服务，再加上风险管理意识的不足，我们怎能保证我们自己的安全呢？
3、缺乏风险管理覆盖度铜、铝、大豆、小麦等中国商贸企业比较幸运，他们可以通过国际、国内期市保值来锁定利润，但国内仅有三家期货交易所，不足10个期货交易品种，绝大部分国际贸易企业根本无法在国内市场进行风险规避，国内市场的风险管理覆盖度太低，尤其是金融市场。
我们关注到2003-2004年文莱、新加坡、美国先后推出或准备推出中国股指期货、相关中国股指、人民币汇率期货，其目标直指国内资本市场，而中国的金融期货市场却是一片空白。2006年中国开放资本市场，大量国际资本进入国内，我们可以设想，国内的证券公司、保险公司、商业银行、基金公司没有相关金融衍生工具来对冲交易风险，而外资投行进入中国，同时拥有境外的风险对冲工具，市场竞争的结果不言自明，对此我们必须高度警觉。
从国际期货发展史来看，国际期货交易品种与国家主权间并没有必然的对应，日本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国家，日经指数是其主要股票指数，但日经指数期货却被新加坡抢先设立并成为最主要交易市场。同样，97亚洲金融危机时期的索罗斯参与恒指期权交易的地点也选择在新加坡，“巴林银行”也是，中航油也不例外……。中国金融衍生品的竞争将异常激烈，超常规的建设国内期货市场，鼓励金融衍生品市场发展，扩大风险管理覆盖度已迫在眉睫。
4、国际化竞争压力催化风险管理矛盾的爆发“中航油事件”的出现并不意外，但5.5亿美元的巨额亏损仍然超乎所有人的想象。
2004年一季度中航油卖空石油期权亏损580万美元；2004年6月时，亏损扩大至3000万美元，可惜的是中航油并没有采取断臂措施避免更大损失，而是不断展期，导致亏损急剧扩大。从事后中航油总裁陈久霖的解释来看，主要是中航油连续数年业绩高增长，是新加坡中国“蓝筹股”的龙头，具有旗舰形象，铤而走险的参与高风险的期权交易是迫于经营压力，后期寄希望挽回损失而不断加码.
中航油公司是具有垄断优势的国营企业，按理说企业经营不足为忧，但中航油超速建设中国第四大石油公司的期望，给企业施加了太大的压力，大规模参与期权交易从侧面反映了其浮躁的心态，压力过大加速了矛盾的爆发。
加入WTO的中国经济已全面融入世界，但中国企业并没有做好迎接国际竞争的心理准备。社会风险意识不足、风险管理手段落后、国内期货市场发育不足、专业机构缺失、人才储备不足、公司治理结构不完善等共同构成中国企业参与国际竞争的风险管理“短板”。虽然我们在成本控制、生产效率等方面有着明显的优势，但风险管理“短板”制度性约束了中国企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
“中航油事件”是个案，但是它揭示了中国企业风险管理的制度性缺陷，从另外意义来说，“中航油事件”的出现是必然的。该事件对中国企业的风险管理提出全面“警示”，但我们也不能“讳疾忌医”，只要我们真心面对，加速发展以期货市场为中心的中国风险管理市场的建设，我们完全可以提高国际市场竞争力。
健全国内期货市场建设 强化国际竞争的制度支持“中航油事件”暴露了我们的不足，当务之急就是加强国内风险管理体系建设，支持中国企业的国际化扩张。
期货市场是社会风险管理机制的核心，担当着风险预警、风险管理的重责，中国应加强国内期货市场的建设，鼓励建立国际期货定价中心、加快金融期货推出、大力培育期货投资机构发展、积极拓展新业务渠道、系统培养优秀人才等方面的工作：
1、鼓励国内期货交易所建设国际期货中心建设国际性期货交易中心有利于我们完善风险管理体系，更方便国内企业参与套期保值，凭借中国的经济规模，我们完全有能力做到这一点。
但相对国际成熟市场而言，我们仍然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但中国期货经历了12年的发展，国内期货市场架构初具、行政监管水平明显提高、市场运作日益规范、各经营机构管理能力上升、社会投资理念趋于成熟、各交易品种活跃、期货市场的社会功能得到充分发挥。 目前，大连商品交易所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农产品期货交易市场，在国际大豆定价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上海期货交易所成为亚洲最大、世界第二的有色金属期货交易中心，我们的成绩有目共睹，在“中国价格”已成国际投资风向标的今天，建设中国的国际商品期货交易中心已势在必行。
国家政策应当降低对期货市场的限制，鼓励国内期货交易所按照国际规则继续发展，放开外资参与国内期货交易，这些都将有利于国际期货定价中心的建设。
2、加快金融期货的研究与上市金融是社会经济的重中之重，中国经济的庞大规模必将支撑起一个繁荣的金融市场，而金融衍生品交易是金融市场稳定运行的重要保障之一，我们可以通过金融期货来对冲生产要素市场、资本市场的交易风险，欧美金融期货发展史上我们已经深切的感受到这一点。
加速推出中国的股指期货、利率期货、外汇期货，为国民经济的稳定发展保驾护航。
3、支持期货公司做大做强，为社会培育大批的专业人才建设中国的风险管理体系，我们需要大量专业机构及专业人才的参与，中国企业参与国际期货套保也需要国内专业期货公司的策划、渠道、咨询，以及本土专业人士的具体操作，只有这样才能确保中国企业的切身利益。
所以，国家应该促进国内期货经纪公司大发展，在加强行政监管的前提下放开业务渠道、业务范围的限制，建立起符合国际规则的现代化金融服务企业制度，提高期货公司的管理水平，为中国企业参与国际竞争提供专业咨询，为社会培养优秀人才。
4、增强业务拓展范围，扩大风险覆盖率国家支持期货市场的发展，鼓励有条件的期货公司开展外盘代理等新业务，支持国内期货经纪公司跨出国门参与国际竞争，实现对中国企业参与国际竞争的全方位支持。国家应放开对期货新品种上市的严格审批，建立市场化的期货品种上市与退市制度，尽可能满足社会的需求，并在发展商品期货的基础上推进金融期货的研究与推广，扩大社会风险覆盖度。
后记：“中航油事件”凸现了中国企业在参与国际市场竞争中暴露的制度性“短板”，与我国经济转型期的社会特征基本相符，在我们风险意识得到根本性提高之前，类似的“中航油事件”很难完全避免，当然，我们也不能“因噎废食”，毕竟市场化、国际化的历史方向是不会改变的。
我们的当务之急是尽快建立起中国的市场风险管理体系，强化社会风险意识教育，发展中国期货市场，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为我们提供了在发展中解决问题的绝佳机会，只有将风险“短板”补长，我们才能驰骋于国际市场，才能杜绝类似“中航油事件”的发生。 (作者 中国期货业协会会长 田源)
反思五 中航油事件折射中国期货政策缺陷
严格的境外期货管理政策面对中航油事件完全失灵，说明政府管理永远无法代替企业的具体经营，提高企业自身经营和风险控制能力才是问题关键。
最近，媒体对中航油事件集中“轰炸”，让一直以来鲜受关注的境外期货交易问题重又回到公众的视野中心。
在许多媒体报道中，常见一种感慨：境外期货交易尤其是境外期货投机交易，是我国政府长期以来明令禁止的行为，陈久霖为什么非做不可？中航油事件给国家造成了巨额的经济损失，再一次证明境外期货交易市场风险之大，陈久霖就是一个“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的反面典型。
事情真是这样简单吗？笔者从事期货法律工作多年，对此有不同看法。
境外期货交易的严格管理制度90年代初期，境外期货交易被引进我国，扩散速度极快，由于当时投资者对期货交易特性缺乏足够的认识，加上众多非法经纪商的恶意欺诈行为伴随其中，国内投资者普遍发生亏损，“株洲冶炼厂”等直接在境外参加期货交易的国有企业也遭受了极大的损失，境内、境外诉讼纠纷不断，对国家经济发展以及社会秩序稳定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1994年5月16日，为使国家免受更大的损失，国务院证券委员会出面，对正在如火如荼的境外期货交易市场急踩“刹车”，要求当时已经注册从事境外期货经纪业务的110家期货经纪公司，停止境外期货代理业务，限期到国家工商局注销境外期货业务营业范围(见《国务院证券委员会关于坚决制止期货市场盲目发展若干意见请示的通知》)。
中国证监会随后发文，要求“期货经纪公司必须立即停止境外期货业务，1994年8月30日前所持境外期货订单可在交割日前平仓或在交割日进行实物交割”。
1999年中旬，国家进一步对期货市场加强整顿，国务院公布了《期货交易管理暂行条例》，将禁止境外期货交易提升到国家法规高度，《条例》规定：“未经批准，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直接或者间接从事境外期货交易。确需利用境外期货市场进行套期保值的，由中国证监会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审核，报国务院批准后，颁发境外期货业务许可证。禁止期货经纪公司从事境外期货交易。”
当年10月，中国证监会、国家经贸委、国家工商局、外管局联合发文，规定了“确需利用境外市场套期保值的少数企业”的条件，及申请报批境外期货交易的程序。
2001年5月，上述四部委外加外经贸部，联合发布《国有企业境外期货套期保值业务管理办法》，对1999年10月的文件进行了修订。该《办法》规定从事境外期货套期保值业务的国有企业必须经国务院批准，取得中国证监会颁发的境外期货业务许可证，还规定了许可证的取得条件以及中国证监会等各部委对境外期货业务管理的具体规则，这些规则相当严格甚至“苛刻”，以至于部分业内人士认为按照这样的规则企业根本难以操作。容易被人忽略的是，这次的《办法》将原来文件中的“企业”悄然修改成了“国有企业(包括国有资产占控股地位或主导地位的企业)”。也就是说，国家根本就未对非国有企业及个人设立申请境外期货交易的报批程序。
2001年11月、2003年3月、2004年9月，中国证监会共分三批发文准许中化总公司、中铝公司等二十六家大型国有企业从事境外期货套期保值业务，中航油集团公司在第二批名单当中。
截至目前，我国政府只批准这二十六家国有企业在中国证监会的严格监管之下从事境外期货的套期保值业务，其余的任何企业或者个人如果从事境外期货交易，都属非法。
境外期货交易需求日益高涨从1994年到现在，我国经济处于一个稳定的高速发展时期。伴随持续的改革开放政策、WTO谈判的成功，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和个人参与到国际贸易中，而国际金属、石油、粮食等原材料市场价格的巨幅波动，汇率上下震荡，给这些企业和个人造成愈来愈大的影响和风险，迫使他们在国际期货市场中寻求对原材料和汇率进行保值。对于这些企业或个人来说，“做期货交易风险大，不做期货交易风险更大”。与此同时，伴随对国际期货市场的了解增多，其价格波动大、机会多、管理相对规范等优点，也吸引了许多有闲余资金、寻找投机机会的企业和个人。
国内期货市场的稳步发展，也使境外期货与国内期货的界限渐趋模糊。上海期货交易所经营的电解铜、铝等合约，与有色金属期货市场中的龙头老大——伦敦金属交易所的合约设计完全相仿，随着上海期货交易所交易量的逐步上升，与伦敦金属交易所形成一定程度的价格联动关系。由于两个市场交易时间不同，单个市场上交易价格的变化会给另一个市场中的投资者带来一定的风险或机会。自然而然的，参与伦敦期货交易所的交易，做两个市场的套利交易已经成为国内期货投资者最时髦的选择，甚至是必须的选择。“如果只在上海(期交所)交易，到晚上，伦敦(期交所)的价格变化太大，我们只有干看着，第二天一开盘，上海(期交所)价格一下就补到位了，一点补救都没有”，“国庆节七天长假，我们不开市，伦敦开市，等放假结束，价格都不知走成什么样了，风险太大了”。
2004年12月22日，中国证监会批准“大豆二号”期货合约在大连商品交易所挂牌交易，何谓“大豆二号”？简单说就是转基因与非转基因混合的大豆合约，区别于中国原有的“大豆一号”——非转基因大豆合约而言。其意义在于将中国大豆期货市场的交割标准与国际主流的美国、巴西、阿根廷大豆市场看齐，有人欢呼这是中国“争夺国际定价权”的开始，但这也意味着中国的期货投资者从此不再是只玩“自家的游戏”。大连商品交易所该合约如果取得成功，与国际上大豆期货交易量排名首位的美国芝加哥商品交易所(CBOT)之间也必然出现巨大的套利机会，那么，上面发生在上海期货界的现象将在大连重现。
对以逐利为目标的外国资本来说，这种市场的关联性所产生的机会当然不能放过。按照中国证监会的规定，只有中国企业和个人才可以在国内期货市场投资。但只需到工商局注册一家外商独资企业，取得中国法人的身份，外国资本便可以合法参与中国期货市场的交易。目前，有些代表外国资本的中国法人，已经尝到这种跨市套利的好处，交易量不断放大，甚至不愿再为国内期货经纪公司“打工”，开始寻求成为期货交易所的自营会员。期货投资本身属对手交易，试想，当国内部分投资者的头寸与这样的对手相遇，在其他条件相当的时候，由于对手在另一个市场有套利对锁盘，比我们的投资者可能更有战斗力，就好比我们的选手必须绑住一只手来与对手的双手比赛，结果可想而知。从这个角度说，中国的广大投资者在自己国家的期货市场中没有享受到“国民待遇”。
在对待境外期货交易问题上，目前的期货市场表面上看风平浪静，实际上大有文章。在国内期货交易所方面，不断“走出去、请进来”，频繁与境外交易所签署合作备忘录等文件；欧美、日本等国部分期货经纪商，在中国设立代表处，一方面进行政府公关活动，一方面联络“潜在客户”，寻找市场机会；更有一些“激进”的境外公司，已经开始巧立各种名目，打政策的擦边球，开始着直接或间接为中国众多有境外期货交易需求的企业或个人提供服务。
国家只批准了二十六家企业进行境外期货套期保值业务，但在中国有此需要的企业和个人何止二百六十、二千六百家，这些企业或个人是否守法经营，坚决远离境外期货了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不久前，部分财经媒体曾大肆渲染“中国期铜跨国套利盘惨遭‘斩首’”的新闻，便暴露了这些“水面下的冰山”。据笔者了解，很多业内人士对该文主要观点持否定态度。但文中提到的大量中国跨国套利者确是不争的事实，而这些中国套利者显然指的不是这二十六家企业。
“鸵鸟式”政策不适应当前需要据说，在鸵鸟遭遇强大敌人进攻时，会跑到沙丘跟前，将头深深埋在沙子里，以为这样就可以躲过敌人的攻击。我们的境外期货交易政策，就好像鸵鸟一样。
当前，市场对境外期货业务的需求不断高涨，加入境外期货交易的企业和个人不断增加；而国家的相关管理政策始终未变。
在此，笔者对现行政策本身以及实施效果提出几点质疑。
质疑之一，对“投机”的误读。
“投机”在汉语里是一个贬义词，但“投机”还有一个中性的称呼为“投资”，中国人目前对“投资”的态度已经相当接受及宽容。股票、体育彩票、房地产等等投资已经普及开来。期货投资(或称“投机”)，与其他投资并无本质的不同，而说到境外期货投资，恐怕绝大多数行业人士都要承认，一些英、美国际期货交易所无论从交易规模、制度建设到市场监管水平均要在我国期货市场之上。而我们的法规对境外期货业务进行切分：对套期保值业务一定程度上接受，对投机交易坚决排斥，这是一种政治而非科学的态度。了解期货市场原理的人都知道，期货市场中的“投机”与“保值”就像手心与手背，是一个有机整体不可或缺的两个方面，缺少哪一个，市场都无法维系。如果某家公司的董事会达成决议，要求管理层在期货市场中只能进行限定规模的保值交易，不能进行投机这是可以理解的；而由国家法规中规定企业或个人只能在期货市场中进行“保值”，不能“投机”，笔者以为是相当荒唐的。
国家政策中对“投机交易”的这种“歧视”，实际上在暗示境外期货投机交易风险过大。这种歧视迎合并误导着那些对期货市场了解有限的社会各界和众多媒体，使之对境外期货投机交易产生一定程度的“妖魔化”的判断。这一点，从某些媒体报道的标题上就看得出来，如“都是金融投机惹的祸”等等。而科学地看待这个问题，结论就是；投机并不可怕，过度投机才可怕；中航油事件并非输于“投机”，而是输于“过度投机”。任何境外期货投机业务，参与者如果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和承受能力制定合适的投资计划，并严格执行，其风险就不会比选择其他的经营项目更大。
质疑之二，法规是否具备可操作性，在实践中是否进行了认真操作？前面讲过，现行法规对境外期货交易的管理非常严格，不仅严格禁止境外期货经纪业务，更是禁止任何企业(二十六家之外)和个人参与境外期货投资。这样严格的规定在实践中根本难于执行。《条例》第69条规定，“对(违反条例的)期货交易所及其会员、期货经纪公司及其客户、期货从业人员、交割仓库的行政处罚，由中国证监会决定；对其他单位或者个人的行政处罚，由有关部门依照法定职权决定。”按照上述规定，如果一个普通中国公民用自己的合法资产，作为客户直接或间接参与了境外期货交易，就是违反了《条例》，应由哪个部门来管呢？总不至于是街道派出所或居委会吧！前不久有关部门公布，将允许我国公民将合法财产转移境外，如果资产可以出国，出国后如何使用，岂能限制得了呢？ 《国有企业境外期货套期保值业务管理办法》中对领取境外期货业务许可证的国有企业制定了严格的管理规定，这些企业业务过程中，对中国证监会有大量的报批、审核、备案工作。据笔者了解，处理这些工作的中国证监会期货部境外业务处至多只有两至三名工作人员，真让人担心，能否应付得了如此繁重的工作。这也说明了为什么至今只有二十六家企业领取了境外期货业务许可证，试想，如果国家批准了二千六百家企业从事境外期货，那么境外业务处的规模是否需要扩大百倍呢？那么政府部门对企业的具体经营，究竟有没有必要这样事无巨细？是否这样超严格的管理就一定能防御全部的问题？答案是否定的！中航油事件就是典型的例子。事件的主角中航油新加坡公司尽管是国有资产占绝大多数股份，却是在新加坡注册的上市企业。而我们的法规和规章管辖的对象只能是中国的企业和个人，陈久霖无需就新加坡公司操作期货的计划向中国证监会报告，也无需在交易过程中接受国家有关部门的监督指导。国资委负责人对该公司批评时只能拿出公司董事会的《风险管理手册》，指责该公司的管理层超越了经营授权。我们强硬、严格的境外期货管理政策面对中航油事件完全失灵。更加说明，政府的管理永远无法“越俎代庖”代替企业的具体经营，提高企业自身的经营和风险控制能力才是问题的关键。
这种不顾现实情况，异常严格、毫不通融的鸵鸟式境外期货交易政策，好处就是当实践中出现问题，可以大声申斥：国家早已禁止了，为何你还有法不依！管理者当然没有任何责任！但带来的问题却是，它既不能解决社会实践中发生的问题；还会给政策的执行者带来操作中的尴尬：难以把大量的违反者都抓起来，依法处罚，只好也把脑袋埋进沙子里面，不问不顾；更严重的是，这样的法规政策如何保护国家经济秩序，为社会发展保驾护航？境外期货投资管制应放松最近发生的中航油事件，给各方面带来巨大震动，以笔者之见，其原因只有两点：其一，陈久霖根本不具备期货市场投资的专业能力，却刚愎自用，过度投机，最终造成惨败；其二，中航油新加坡公司内控制度形同虚设，经理层的权力缺乏有效制约，公司内部管理存在重大缺陷。
但中航油事件也带给我们两点重要启示：其一，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国际期货市场离我们越来越近，无法回避，只能迎接挑战；其二，要参与国际市场竞争，必须做好充分准备，提高专业能力。
当前，我国期货市场已经成为国民经济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期货市场管理、期货人才储备、社会对期货市场的认识等都与十年前不可同日而语，具备了开放境外期货业务的条件。笔者以为，现阶段期货政策调整，应放开对企业、个人进行境外期货业务的限制，同时，通过建立境外期货经纪业务许可制度，加强对境外期货经纪业务的管理，强制要求经纪商加强对投资者业务风险教育，业务规则培训、以及业务信息收集等，而我国近年来对期货市场的多次整顿，已经对期货经纪业务的管理积累了丰富经验，完全可以借鉴。
很多人，包括政策的制定者们，都有善良的愿望：担心我国的企业和公民身单力薄，在国际期货市场竞争中吃亏、栽跟头。但中航油事件再一次表明，长期以来，在我们政策保护下培育的都是温室里的弱苗，必然在残酷的市场经济竞争下被率先淘汰。中国要发展市场经济，不能再走闭关锁国的老路，我们需要的政策是给企业提供宽松的生存环境，保障公平的竞争机会，培养企业的生存能力。
最近，经济领域发生了一件大事，联想集团兼并了IBM的个人电脑部门，成为一家真正的国际化公司。所有关心此事的中国人都为联想捏着一把汗，担心联想可能遭遇到的种种风险。但中国人只有真正走出国门，学会并熟练运用国际市场的游戏规则，才能真正屹立于世界企业之林，才能不白交中航油事件的“昂贵学费”。 (作者：开元财经)
|
|
|
| 文章录入：admin 责任编辑：admin |
|
上一篇文章： 风雨期货之回顾与反思（6）：海南棕榈油事件
下一篇文章： 风雨期货之回顾与反思（4）：“粳米事件” |
| 【字体：小 大】【发表评论】【加入收藏】【告诉好友】【打印此文】【关闭窗口】 |
